弗里德曼：自由才是造化之源！
自由才是造化之源！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这话读来很亲切。我近期研究如何提升企业员工的精气神，时常在想：“每个当下都有无穷性的造化”。“奇迹”和“造化”，语义基本上一致。“造化”可能更宽泛一点。
造化，就是参天地之化育，是汇融天地物人的灵气于“妙有”（物）和“妙用”（能量场或气象）。造化是可以包容天理、地理、物理、心理、科学、关系、能量、意志、精神、灵魂等等能量源。造化，又是一系列内外因素连接在一起发生作用超出我们的认知，出乎我们的意料，才称其为造化。
如何开启“当下无穷性的造化”这个众妙之门呢？今天从弗里德曼大师这里学来了一个根本之道：自由才是造化之源！要赋予一线员工自由！
我日前跟一个著名企业家交流。我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2005年凭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罗伯特·奥曼跟我说："战后一系列危机都是因为始终没有解决好激励问题。激励的核心就是八个字：'激励什么？谁来激励'？”
我话音一落，那个企业家瞬间就反应出来了：“奥曼教授或是在说：用精神和物质激励员工；让员工自己去激励自己！”
2012年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奥曼教授给我说了这六个字，一直就没有解。那个企业家回应，为这个老大难问题透了一丝光。让员工自发自动，自己去激励自己，前提就是赋予员工自由。而这些员工的上级需要熟稔“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道理。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现实中一大批企业正在寻找接地气的去管理路径。惟有大私无私，内心有把财富权利看淡的虚空，而同时又关注每个当下一刹那接一刹那创造大美绝活的人，才有可能达成。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真正吃透了“自由才是造化奇迹”的人。三个现场精彩问答，一切都发自他活泼泼的内心。真可谓是“真常应物，真常得性”。答问视频不长，但是内容很有意思，非预演式的提问让现场火花四溅，其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阐释启发性很强。大师风范一览无遗：
为了给这个现场问答找一点理论支撑，本频道今天还特转载了弗里德曼教授《自由选择》的自序。自序的标题就是“自由才是奇迹之源”。希望您可以喜欢。
王育琨手记
2021.9.25
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现场答问：没有比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更能消灭贫困的制度！
学生甲：你说过有很多美国人赞同并相信你对自由的定义——“免于强制的自由”，这点我可能也赞同。但同时，我认为很多美国人相信另一种自由，那就是“获得幸福的自由”。比如，有一定品质且价格公道的房屋、教育等等。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体制已经形成：穷人继续穷，富人继续富，阶级已然固化......
弗里德曼：你说的这种体制从未形成，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这说法是一派胡言。若你看下证据，就能发现阶级之间有大量的流动性。事实上，还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这所反映的与你说的正好相反，所以，你说的情况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收入流动性大量地存在于每代人之间和代与代之间。我们不该讨论连前提都是错的问题。
学生甲：（尴尬）好吧......让我继续，因为我不确定你对我这个前提的反驳是否对我接下来的问题有影响。由于成为富裕阶级并非那么简单直接，我们某部分体制令人们几乎不可能办到这种事。我认为还有种自由象征着对平等的追求，而这与自由选择相悖。那么我的问题是：是否能以平等为目标来建设我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人同意这么做，但又不愿牺牲“免受强制的自由”。
弗里德曼：我现在不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你问得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我回答得有点教条的话，请你原谅。但我想声明的是，我以下的陈述并非没有思考和理智的支持。在我看来，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热烈的掌声）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这个结论，不仅是以整个历史为依据的，并且是以推理为依据的。如果你对优先追求平等的结果进行推理你就能想清楚，你要想达到平等，就必须给予一些人掏别人腰包的权利。那么追求平等的最终结果就是甲和乙决定丙该为丁做什么，而且甲和乙还必须从中拿走一点佣金。（热烈的掌声）
贫困
学生乙：我觉得你避而不谈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贫困”。在我提问之前，我想引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如果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帮助占多数的穷人，那它也不能保护占少数的富人。”既然说政府是人民的，那么当一大批人民生活艰苦时，也许这个人民的政府就应该给予帮助。我的问题是：穷人到底有多少自由？失业者到底有多少自由？底层人民到底有多少自由？问到这里，那政府的作用是什么？（热烈的掌声）
弗里德曼：很高兴看到你们对穷人的关心。首先，政府没有任何责任，人，才有责任！这栋楼没有责任，你和我才有责任，有责任的是人！第二点，我们如何能最有效地对别人负责任，这才是问题。就贫困而言，至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比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更能有效消灭贫困的制度了。（热烈的掌声）
普通人生活水准提高最大的时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个讲堂内的所有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继承人。我们得益于我们的父母与祖父母能够来到这片土地，借助于这里给他们提供的自由环境，他们能让自己及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若你细看真正的贫困问题以及这个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政府的作为。要想消除这些问题，就得消除糟糕的政府失灵。请让我精确地举例回答你。
为什么黑人青年失业率那么高？说起来简直是耻辱和丑闻。为何他们失业率高？第一，因为给他们提供了差劲的公立教育，使得他们难以胜任适当的工作。第二，法规导致雇主歧视他们。因为雇主不会雇佣他们，除非他们的生产力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是美国最反黑人的法律。之所以说这是条反黑人的法规，是因为，首先给了这些黑人青年糟糕的教育，致使他们欠缺生产力。然后，又阻碍他们获得工作锻炼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他们本可在雇主能支付较低薪水时获得的。这样他们本可有工作锻炼的机会，能让他们得到提升，并为未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铺路。第三，政府建立了福利体系，而这一直以来都是制造穷人的机器。它引诱人们依附于福利。我不是在责怪那些人，别误会了......建立这样谬误畸形的怪物体系是我们的错。在各种福利计划的鼓励下，人们甚至会让家庭破裂，使他们从一个地方溜到了另一个地方。在福利下，我们有效地让很多人变穷。然而说到......我曾经什么？
学生乙：你曾经贫穷过吗？穷得叮当响？
弗里德曼：当然，当然了，我曾经比这里在座的任何人都穷。（热烈的掌声）你们有几个人试过每天工作12小时只挣78美分？但你要知道我的情况是无关紧要的。你们中难道有人会说：除非医生自己患有癌症，否则就不让他给你治疗癌症吗？我能举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尽管这个国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贫困，但这里最穷的人群也比很多其它国家的人要相对富裕。
遗产税
学生丙：你不会争辩吧？至少我希望你不会......一个生活在印度（或者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在基因上较低劣，纯粹是因为随机出生于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或生在一个没什么资产的家庭。这不是他的错。所以，就算自由市场制度能平等运作，让所有人都有同等的进步，但从一开始就拥有较少资本的人最终还是会拥有较少的资本。自由市场无法让一位身处其中的人去弥补这种先天的劣势，而那些成功的资本家，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资产去身陷于那种处境。那么，是否需要强制重新分配财富之后，你才能开始运行资本主义制度？
弗里德曼：不，当然不。唯一能有效重新分配财富的方法是摧毁人们拥有财富的动机。那么问题就是，怎样的一种体制能给那些生来处境不佳、不太走运的人以机会？你认为哪种体制能给他们最好的机会？
学生丙：有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方法，是不会影响人们赚更多收入的动机的，那就是直接征收100%的遗产税。这不会影响赚钱的激励，反正是人死了之后嘛......
弗里德曼：（惊讶状）我不清楚你的家境怎样，当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家族社会而非个人社会。我们倾向于谈论个人主义社会，但实际上，它更像家族社会。那么最大的激励人们进取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出于家族，是为了建立和成就一个体面的家族。100%遗产税的后果是什么？是鼓励人们挥霍钱财于奢侈阔绰的生活。
学生丙：这有什么坏处吗？
弗里德曼：这个坏处是：工厂从哪来？机器从哪来？资本投入从哪来？促进科技进步的动机从哪来？若你建立一个这种机制的社会，那正巧攒了些财富的人就将钱消耗于浮华的娱乐。你知道吗？这现象令人惊奇，但很多人都不曾意识到。就是市场机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甚至不惜为——我必须承认这在我看来经常是不理性的——不惜为他们的孩子们牺牲奉献。在我的观察中最奇妙的事之一，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孩子们从消费中获得的好处比自己同等消费得到的好处大。很多父母都有理由期望孩子们未来会挣得比自己多，但他们仍节俭储蓄，就为了给孩子们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像个莽撞的冒失者，如果你认为100%遗产税对激励没有影响的话。它会破坏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它会摧毁一个社会!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
编者按：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为什么只有在最近几百年才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立国不过二百余年的国家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奇迹的原动力究竟何在？在这篇小短文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用雄辩的语言给出了坚定的回答。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５％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或平等，或是促进教育，保护消费者或工人，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从1937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之后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短暂任职。1946 年－1982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课程，期间还兼任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夏威夷大学客座学者或教授，退休后一直任胡佛研究所（斯坦福）研究员直到病逝。本期将向大家介绍这位诺奖得主在经济学领域从不被认可到声名卓著，继而走过孤独成为伟大经济学家的坎坷历程。
百炼成钢
的自由主义战士
1912 年7 月31 日，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自小家境贫寒。16 岁前完成高中学业，凭借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在此期间选修的几门经济学课程让他结识了对其一生影响重大的伯恩斯与琼斯这两位杰出的经济学者，加之1932年他大学毕业之时恰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环境与时代因素使然让他在毕业后选择至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以其浓厚又催人奋进的学术氛围而闻名于世，在这里，弗里德曼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即后来成为弗里德曼夫人的罗斯，罗斯不仅是弗里德曼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学术伴侣和心灵伴侣，他们美满的婚姻一直被世人所称颂。毕业后，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弗里德曼为了谋求生存曾为罗斯福新政工作。后又辗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修读经济学，以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为研究方向。1941 年至1943 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的弗里德曼着力研究战时税务政策，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了很多税收改革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在逐步转变，他的大多数经济主张也走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对立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被视为思想的异端，发表的惊人宏论“政府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跟问题本身一样差劲”等被广泛侧目，他本人也因此在许多年里遭到政府及学界的歧视和排挤，被当时的人们斥为“不可理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即使是在被唾弃声淹没的时候，弗里德曼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观点，他像学术界的战士一样，不停地发表自己的言论，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直到对方无力辩驳，这些，又给弗里德曼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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